郑成功在兵力极盛时期，对台湾的荷兰殖民者造成极大的威胁，郑成功前期专注于北伐中原，但是兵败后有了收复台湾的想法。荷兰人因此更确定郑成功会发兵台湾，导致荷兰人动辄怀疑汉人的富有人家为郑成功的内应，因此就囚禁或杀了这些汉人，台湾汉人无不痛恨。荷兰殖民者的残暴，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汉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但这只是历史的一个小插曲。
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困守金厦两岛而议取台湾时，逢荷兰人的通事、郑氏旧部何斌因故逃至厦门，献上台湾地形图且劝郑收复台湾。郑用其计，当年就率兵二万五千至澎湖固守以为候用，接着郑成功的舰队至鹿耳门登陆攻克了赤城，荷兰人退守热兰遮城。郑成功以书告诉荷兰人：“然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郑成功经过一番奋战，打败荷兰的援军，荷兰人最终投降。从天启四年（1624年）到永历十五年（1661年），荷兰侵占台湾共38年，至此被郑成功所驱逐，台湾终于回归祖国的怀抱。郑成功率兵收复台湾，掀起了汉文化传播台湾的第二次高潮。郑氏父子经营台湾23年，将汉文化全面地、大规模地传播至台湾，从此奠定了台湾文化的总体格局。
在这期间，大批有组织的军民迁台拓垦。关于郑氏父子带往台湾的军队人数，及当时台湾人口，史家各有说法，但多赞成郑氏时期，迁往台湾的大陆移民，主要有四部分：
一是郑氏军队，郑成功1661年复台时带去大部分，1664年郑经又带去了一部分；
二是1661年冬，清政府为了断绝郑氏海上接济，下命“山东、江、浙、闽、广滨海人民，尽迁入内地，立边界、设防守、严稽查、片板不许下海，粒货不许越疆”。清政府更将滨海三十里庐舍、田园，尽皆焚毁，令沿海百姓倾家荡产，颠沛流离。郑成功于是招沿海居民不愿内迁者东渡台湾;
三是曾数次迁移驻台将士的眷属;
四是将罪犯降虏迁往台湾拓垦。洪承畴的侄子和清翰林杨明琅的眷属，共百余人，被郑经迁到台湾的鸡笼、淡水。
这四部分，连同原有的汉人，依据连横在《台湾通史》卷七《户役志》记载，“是台湾之民，此时已近二十万”，超过了当地少数民族的人数。加上郑氏在台湾的统治地位，这样就使汉文化成为台湾岛上的强势文化、主导文化。
为了能长期立足台湾，郑氏政权对台湾的土地开发十分重视。郑成功在1661年收复台湾期间，就下令左先锋等十一个镇分别派到南北各路屯垦开荒，起盖房屋，开辟田地，永为世业。后颁布开垦条例，当时郑成功手下的将士们，拓垦耕种，同时又将荷兰殖民时代的“王田”改为“官田”。于是台湾中南部地区，便有了类似柳营、左营、下营、官田、前卫、后卫这样的地名，都是当时屯兵寓农的地点和历史记忆。荷兰殖民者投降后，郑成功进一步采取“寓兵于农”之法，除留勇卫、侍卫、两旅担任防务外，其余各镇，按镇分地，按地开垦，江日升的《台湾外记》提道:“农隙则训以武事，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以耕。”
那时候，台湾土地新辟，瘴疠流行，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众，有一说法台湾之名由来为闽南话“埋冤”一词，后因其名不祥改为台湾，这说明了开荒工作艰巨异常。郑氏治台23 年，垦殖一直是其首要事务，因而进展很快。以台南为中心，向南、北两路拓展，南至高雄、屏东，北沿嘉义、云林、南投、彰化、台中、新竹、桃园直达台北、基隆。如果说此前汉族的拓垦点只是零星分布，那么在这一时期，以台南为中心，垦拓区域在南北两路呈点片状分布，并相连成一线。当时因屯垦政策的实行，使得中华文化已传播于台湾的西海岸。
与此同时，台湾的制糖、制盐、烧瓦、建筑、造船、冶铁等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台湾外记》记载郑氏军队“插蔗煮糖，广备兴贩。教匠取土烧瓦，往山伐木斩竹，起盖庐舍，与民休息。以煎盐苦涩难堪，就濑口地方，修筑丘埕，泼海水为卤，暴晒作盐，上可裕课，下资民食”。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建国记》记载,“永华亲视南北，镇抚诸番，劝各镇垦田，植蔗熬糖，煮海为盐，以兴贸易。而岁又大熟，民用殷富”。除此之外，并派刘国轩出征今台中一带的番社。今南投国姓乡之名即由来于此役。值得一提的是，明靖宁王朱术桂来台屯垦今高雄路竹区一带数十甲地，屯田遗迹今尚且留存②。而郑氏也修筑水利工程，以利耕作，据旧志所载，所修陂、圳就有17处之多。
在这些垦区，自然地传入了闽南民间的艺术、信仰、民俗。据《扫平海氛记》的记述，“何斌家中造下两座戏台，又使人入内地，买二班官音戏童”。这足证民间的戏曲艺术迟至此时已传入台湾。而台湾在郑氏时期，已相当盛行大陆民间信仰。据康熙《台湾县志》记载，郑氏时所建的佛寺有四所，关帝庙七所，真武玄天上帝庙七所。康熙年最早的《台湾府志》更详细记载了当时台湾的民俗以及寺庙。书中所罗列的民间习俗，与漳泉大抵上是相同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所记载中秋节的“博饼”习俗，传说为郑成功的将军为解将士思乡之情所发明的一种中秋节娱乐活动，至今仍然留存于金、厦两地。
除了当时信众最多的玄天上帝庙、关圣帝君庙外，祀奉观音的佛寺，祀奉福德正神的土地祠，祀奉城隍爷的城隍庙，祀奉保生大帝的大帝宫，也在这一时期纷纷建立。这么多庙宇，每逢神诞节庆，便要搭台唱戏，娱神娱人。庙会中，自然少不了各种小吃及诸如捏面人之类的小手工艺，而舞龙舞狮等各种阵头更是必不可少。
此前传播台湾的主要是中华文化中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文化，在这一时期，则开始了中华文化中的学术、教育等思想文化的传播。南明永历二十年(1666年)正月，台湾第一座孔庙在今台南市落成。大成殿奉祀孔子、四配、十二哲，左右两侧有礼门、义路以及大成坊与泮宫坊，旁设明伦堂。郑经率文武僚属行释菜之礼，泮宫边观者数千人。接着又命各村庄设学校，凡八岁孩童人小学，课以经史文章。“天兴、万年二州，三年一试，州试有名者移府，府试有名者移院，各试策论，取进者入太学。三年大试。拔其尤者，补六科内都事。”连横《台湾通史》记载，“以永华为学院，叶亨为国子助教，教之、养之。台人自是始奋学”。
教育的关键当然不仅在体制的设立，还在于师资。郑氏手下人员中，多孤臣宿儒，饱学之士。最著名的有沈光文，字文开，号斯庵，浙江鄞县人。他原为明末桂王的太仆寺少卿，南明永历六年(1652年)因台风流寓台湾。先为郑成功所赏识，后因得罪郑经，换僧服上山隐居。他曾在目加溜湾(今台南安定区)教当地人读书，同时也以他的医学知识救济病患。沈光文在台30年，著有《台湾赋》《东海赋》等诗词集，抒发了其内心的忧国忧民之情，后世皆称其为开台湾文教风气之先的人。
在郑氏时期，像沈光文这样深入民间教习子弟，启迪民智，传播文化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连横曾提道:“明季诸臣，怀中蹈义，崎岖海上，克台之后，奉冠裳而渡鹿耳者，盖八百余人。”这八百余人，大多已姓氏不留，见之记载的有陈永华、叶亨、徐孚远、沈佺期、辜朝荐、纪许国、陈元图等。这些人留下了许多描写台湾风土及抒发当时台湾军民情怀的诗文，写下了台湾第一批文学作品。这些忠心耿耿的知识分子，为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所建立的功勋，是难以估量的。今台南孔庙对面街巷中有永华宫，侍奉主持修建台湾第一座孔庙的陈永华。
在郑氏推动的第二次文化传播高潮中，极重要的是首次在台湾建立了完整的行政体系。郑成功复台后，定台南赤崁为东都明京，建立了仿照明制的“六官”皆备的政权。设一府二县，府为承天府，辖天兴、万年二县，天兴管北路，万年管南路，分别设官置守。郑经在厦金失守之后，转为更专心经营台湾，并且委政给陈永华治理，升天兴、万年二县为州，在府规划四坊署理民事，设置三十四里，各置乡长行乡治制度，又设南北路及澎湖安
抚司各一，并改东都为东宁，这种完备的行政体系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一种深刻的反映，对台湾的影响自然也是极为深刻的。
当然，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即传统价值观念在台湾的确立。郑氏建孔庙，倡儒学，不仅教读识字，更把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精神，灌输到台湾民众之中。朱熹的一生大多是在福建度过，并且在闽南同安县当过数年主簿，因而程朱理学对闽南、台湾的影响非常深刻，闽台两地的孔庙，都要建朱子祠。郑氏军民虽来自大陆各省，但仍以闽南子弟居多，原本就在潜移默化中崇奉儒学，以“先王之道”和“圣人古训”作为价值判断的尺度，而今迁徙台湾，自然将这一套思想带进台湾。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艰辛，则养成这些军民勤劳、坚忍的品格。对荷兰人的侵略行径，则激起了他们爱国爱乡、不畏强暴的情感。慎终追远、舍生取义、爱国爱乡、不畏强暴、勤劳坚忍等品质，就成为台湾文化中最为璀璨的核心要素。
总之，经过郑氏23年的经营，汉文化已成为台湾的主导文化。不过，郑氏最盛之时所开发之地毕竟有限。加之外有清廷的压力，内有多次的叛离，难以更多顾及文化传播。尤其到郑氏末年，财政困难，税捐繁多，民怨四起;而另一方面，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也使两岸的往来几近断绝，失却了大陆母文化的滋养，使得中华文化传播台湾的最初高潮的势头逐渐低落。
以上内容摘自：《飞越海峡的歌》 /符坤龙著；厦门市思明区文化馆，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编。厦门：鹭江出版社，2021.3，（思明记忆之厦门海洋历史文化从书）p2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