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开埠也给厦门带来了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新机遇。“五口通商”通的不仅仅是商品，更是厦门和世界工业经济体系的衔接。当太平天国的动乱渐渐平息，清王朝一批中兴大臣开始推动洋务运动，厦门港也迎来了自己新的发展时期。
首先是商品。
西方窃取中国制瓷技艺，到清初已逐渐发展起来，中国出口获利最丰的商品就由瓷器转为茶叶。乾隆年间，广州一口对西洋的政策夺走了厦门茶叶出口的权利。闽南的商人纷纷跑到广州十三行，最大的生意也是茶叶。五口通商使厦门重获这个丰厚的商机。特别是之前100多年里闽南的移民把茶叶种植、制作带到了台湾。高山出好茶，台湾的茶叶成为出口厦门最大宗商品，也成为厦门出口的主力。由于台湾的出口必须经由厦门口岸，台湾乌龙茶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20年间有98%是经由厦门转口运往美国，只有2%经由香港运往英国。
在出口贸易的导引下，厦门及泉州的安溪许多茶商、茶工、茶农带着成熟的技术到台湾，以茶为业，推动了台湾茶叶畅销世界，获利丰厚，使得晚清时期台湾茶业异常繁荣。许多厦门人到台湾设立茶行，光绪二年（1876年）仅台北大稻埕就有14家厦门人开的茶行，占到当时大稻埕茶行总数的一半左右。台湾茶叶整个生产制作过程中的资金也大多源自厦门，即所谓的“妈振馆”（Merchant）。这是在经营茶叶委托贩卖的同时，又以茶叶为抵押进行贷款的一种买办性机构，其总号在厦门，在台北设有分号。
闽南的茶叶茶商当然也获得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到1878年厦门出口的茶叶台湾茶反超闽南本地茶。
台湾的蔗糖和樟脑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地发展，当时台湾的蔗糖输出从国内的华中华北扩展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洲。樟脑主要销往德国、英国及印度。台湾樟脑的出口，在1891年后大量增长，总产量占了世界樟脑产量的70%至80%。而厦门则是台湾蔗糖和樟脑最重要的贸易中转口岸。
由于西方洋货的大量进口，鸦片战争以后厦门港贸易长期入超。在台湾商品的助力下，从1873年至1894年厦门港逐步扭转入超，到1894年完全达至贸易平衡。
其次是航海的工具和技术。
西方的轮船打败了木帆船，把厦门港的远洋带进了工业时代。不过西方的轮船公司也无法一手遮天，以实力雄厚的华侨为背景的厦门商人也紧跟着开办了一个又一个川行厦门与南洋、香港的轮船公司。
轮船不但提高了货运的效率，而且开辟了厦门到新加坡和马尼拉等地安全快㨗的客运航线，使厦门成为闽南人下南洋出发和归来的口岸。尤其这一时期，西方列强推动了南洋殖民地的工业化，甘蔗、咖啡、橡胶、锡矿、油料作物等及相关的现代工业迅速发展，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勤劳的中国人成为最好的招募对象，推动了闽南下南洋的热潮，也使厦门的客栈业、侨批业迅速发展。
西方还带来了电报等先进的通讯手段。鼓浪屿的大北电报公司，将厦门和上海及香港的电缆连接起来，厦门与欧美市场联系更为迅捷灵通。后来又建成了通往福州和鼓浪屿的电报线，开展了泉州、漳州、云霄、诏安等地电报业务，确立了厦门作为闽南通讯中心的地位。
电报不但加速了厦门和各大港口的信息交流，还配合钱庄、银行、民信局的汇票、侨批、汇款单、银行支票等加速和扩大了商业信贷、贸易结算、汇兑等新式金融体制的构建，使厦门成为华南侨汇中心。而正是大量的侨汇填平了厦门港在甲午之后的贸易入超。
英国人修建了太古码头，可以直接停靠万吨轮船的趸船码头，把厦门港码头靠泊装卸的水平带入新境界，也催生了厦门无产阶级的中坚--码头工人队伍。
西方的洋海关带来了一整套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完备的档案制度，把厦门港贸易和港口的治理提升到全新的水平。海关的钟声成为厦门人校准时间的标准。
鼓浪屿升旗山的风球，成为出海人和移民安全出海的提示。
所有这一切，把厦门海洋经济网络从农业社会带进了工业社会，使厦门成为中国联系东南亚的中心港口，推动着厦门引领闽南文化现代转型。
以上内容摘自：鹭江出版社出版、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厦门与海》系列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