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归根》剧照。(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 供图)
●谭子奕
由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创排的民族舞剧《归根》以客家土楼为核心意象,以南洋华侨抗日募捐为历史语境,使家国大义与个体命运深度交织。当客家文化的精神意蕴与土楼的空间形态于舞台上互文交融,肢体舞动的起伏间,便铺陈开一段南洋侨胞心映家国的故事。
叙事重构
线性铺陈到心理时空的结构突围
《归根》跳出了传统舞剧的线性铺陈,尝试将叙事压缩于“七日”之内以建立悬疑框架。创作者试图打破客观时空的羁绊,转向人物心理时空的深度建构,使叙事逻辑不再停留于“发生了什么”,而深入“在两难困局中各方人物经历了怎样的灵魂博弈与价值重塑”。这种深层心理时空的建构,离不开编剧赵大鸣坚实的文本支撑。
剧中以归国华侨锦辉为锚点,他携南洋半生积蓄归乡,面对宗族期盼其修楼的重托,始终坚守将资财捐予抗日武装的初心。这份在宗族责任与家国使命间的抉择,化作了人物命运的深层搏动。
剧中两处同构的三人舞段,正是从线性铺陈向心理时空突围的生动体现。从村民于土楼内抢夺锦辉衣衫的嬉闹,以谐谑的肢体与音乐呈现宗族日常的松弛与亲昵;到土匪抢夺锦辉血衣,亦配以同源的诙谐曲调。这种“以乐景写哀”的反讽式复沓,使日常的戏谑与生命的褫夺形成极具张力的互文。
审美重构
客家元素的舞台转译与视听建构
客家元素在《归根》里,跨越了风情画卷的平面铺陈。创作者将其从生活原态中剥离与重构,转化为具有表意功能的视听语汇。
在视觉构成上,客家土楼的建筑形态经舞蹈构图转化,成为贯穿全剧的核心视觉。群舞队形对土楼圆形结构的拟仿在舞台上反复出现:在修缮土楼等场景中,这种内聚的围合感外化为宗族团结与劳作的生命力;在“祠堂逼款”一场中,创作者同样以圆形的俯视调度统摄全局。
视与听的同频共振,使这种空间转译得以向更深维度的场域延展。黄凯然、马卓明、王华谙三位作曲家以闽西山歌的旋律基因为底色,将其与宏大的交响化编配进行深度熔铸。这种处理既让音乐肌理扎根于客家地域土壤,又借助交响乐的磅礴气势,将个体的命运抗争推向了宏阔的时代场域。
该剧并未勉强套用现成的民族民间舞动作体系,主动走向了原创性的身体建构。其实践路径呈现为两种向度:一是基于文化同源性的跨族群提取。从山地迁徙文化的身体语汇中提取共性,汲取屈伸与顿挫交织的山野律动,化用为客家的身体表达。二是生活形态、民间舞与跨媒介艺术的舞台转译。创作者从客家人挑水等日常中剥离意象转化为女子群舞,将高甲戏的表演元素转译为舞蹈的动律语汇;同时,从劳作形态中淬炼出蓑衣手、扁担手,赋予客家凉帽多维度隐喻。
价值重构
乡土伦理到家国信念的精神升华
在《归根》中,导演郭勇滨提炼了“抉择”“乡土回归”“信念”三个核心,打通了从个体困境到群体共识的伦理升华路径。
“抉择”作为全剧的动作内核与冲突原点,体现在人物命运与价值交锋中。作品构筑了三重维度的价值坐标系:土匪的绑票折射出原始的个体生存逻辑,宗族修楼的诉求凝结着传统的家族伦理道德观念,而男主人公锦辉的倾家纾难则彰显了超越乡土的家国大义。锦辉面临的是在修楼保家的宗族伦理与捐款抗日的民族大义之间的价值撕裂。这种撕裂在幼子被绑票的情境下达到顶峰——土匪以暴力裹挟,宗族以伦理施压,锦辉在保全血脉小家与奔赴民族大义之间的抉择,构成了极具戏剧张力的两难困境。
这种抉择的深层语境则指向“乡土回归”。土楼作为封闭向心的物理空间与宗族秩序的象征,赋予“回归”以双重属性:它既是血脉归属的温情庇护,也是情感牵绊的伦理场域。
当两难的困局被推向极致,“信念”便成为抉择的终局与乡土伦理的超越。老楼主洞悉真相后放弃私利、匪首龙八受家国大义感召而向善放人,表明在民族危亡下,一种基于家国同构的现代“信念”得以确立。从坚守家族财富到捍卫民族脊梁,这三种精神向度的交织与演进,完成了对客家人“外圆内方”性格底色的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