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演出现场。（本报记者 林铭鸿 摄）
●杨秀晖
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革命策源地与侨乡前沿，厦门的红色戏剧创作扎根在地土壤，形成兼具闽南文化辨识度与时代感染力的创作风格。歌仔戏《侨批》《海边风》、高甲戏《回甘》、话剧《远的山，近的海》《小城春秋》、舞剧《归根》等作品，从不同维度构建了厦门红色戏剧叙事。厦门红色戏剧的创作，不是把红色故事当作模板套在厦门背景上，而是让每一段戏剧冲突、每一个人物选择，都生长在沙坡尾的渔港、鼓浪屿的洋楼、集美学村的骑楼、鹭江的浪涛与闽南的海风里，实现红色基因与厦门城市气质的深度绑定。
歌仔戏《侨批》讲述了承载闽南华侨华人血泪汗水、乡愁记忆和艰苦奋斗的侨批故事，引领观众走进历史记忆的深处。侨批文化蕴藏着华侨华人敢于开拓、吃苦耐劳、笃诚守信、心系桑梓的精神。剧中，黄日兴从漂泊游子到成立“日兴批局”，展现了闽南华侨下南洋的血泪打拼史——纵然远隔山海，海外侨胞始终心念故土。终场，批旗升起，场面震撼。闽南华侨在危难时刻挺身护家国，以赤诚书写民族情怀。
厦门歌舞剧院排演的话剧《小城春秋》改编自厦门作家高云览的同名小说。该剧把故事嵌回1930年代的厦门街巷。编剧丁安武以现代话剧的新理念、新手段对其进行解构，以说书人的形式走近年轻人。
而歌仔戏《海边风》与话剧《远的山，近的海》则共同完成“海防前线的平民叙事”的书写。《海边风》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厦门沙坡尾。由于兵灾不断，闽南青壮年下南洋谋生，阿兰送别丈夫亚泉后，和留守的女侨眷挑起养家重担，并在中共地下党员海德的帮助下，成立妇女救国会。彼时，血雨腥风的厦门港被白色恐怖笼罩，以阿兰为代表的闽南女侨眷走上革命道路，为厦门思明监狱的破狱斗争做出了牺牲和贡献。
话剧《远的山，近的海》将解放战争的硝烟与AI时代的光影交织。主创摒弃了红色题材常见的线性叙事，以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离休干部王大山为核心，通过破碎记忆与现实场景的交替闪现，实现了历史与当代的对话。
舞剧《归根》与高甲戏《回甘》完成了“华侨精神与当代建设”的书写。舞剧《归根》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爱国华侨锦辉与阿娥夫妇从南洋回到厦门，试图交接南洋同胞的抗日捐款，却因特务盘查错失良机，被迫携箱潜返闽西土楼故里。锦辉夫妇在敌伪、土匪与家族的三重压力下，在土楼内经历了七日的生死博弈。随着剧情推进，皮箱内的真相逐渐揭开——那不是私财，而是浸透热血的抗日捐输。该剧通过“归根”的意象，展现了游子叶落归根的乡愁，更深刻诠释了在民族危亡之际，海外赤子与故土亲人血脉相连、坚守初心的家国大义。
高甲戏《回甘》则把红色叙事延伸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特区建设。该剧讲述厦门边远高山村支部书记高振民倾其一生为山村奉献，以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想尽一切办法为家乡谋出路的故事。高振民心存高远，修路铺桥，希望能带动乡村振兴，让百姓得福利。即使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心里装的还是村里的百姓。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迎来了茶山飘香，新时代特区建设的故事，有了属于闽南的回甘。
综上所述，这几部作品共同实现了厦门红色戏剧的几点关键突破。首先是完成了红色基因与闽南文化的融合。歌仔戏、高甲戏等本土戏曲形式不再是装饰性的文化符号，而成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的核心载体，让红色叙事从外来故事变成厦门故事。其次是实现了跨越代际的精神共鸣。从1930年代的地下革命者、侨眷女民兵，到改革开放后的特区建设者，不同时代的厦门革命者的人生选择，在舞台上形成了清晰的精神传承脉络，也让当代厦门年轻人从这些故事里，看见祖辈与父辈信仰的力量。
